这件事情在朝堂上据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当然，一般人能够理解，既然要北伐，那就必须要建材和扩军，没有粮草和士兵，上哪里去打仗？

但是，国家还有一部分沦陷区在金人手里，想要恢复到仁宗朝、英宗朝那样的全盛贸易岁入过亿，也不太可能，要不然赵官家也不会一门心思支持张俊搞海贸了。

而东南和巴蜀作为靖康之后建炎年间赋税和徭役最重的地方。本身对北方的战事毫无兴趣，全凭官家的威望强压，在大战之前做出一定的安抚也是有道理的。

更不用说，东南本是道学家和退休官员聚集的地方。牢骚满腹，都是说轻的。赵宋官家要建立新总，毕竟也要礼敬这些曾经在国家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物。

但最惹人争议的还是“正名”这一条。官家强迫二圣回忆当年和金国交往的种种弊端和错误。等于让他们在底报上公开写回忆录，这种逼迫父兄的行为简直把他们安置在少林寺和洞霄宫还要恶劣。几乎遭到了所有道学名家和一些老年儒者的反对。就算是原学一派，也多有缄默者。

毕竟中国是个孝道社会，赵九敢如此刻薄的对待太上道君皇帝，那是因为靖康耻的惨痛太过强烈。每一个大宋人民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痛苦，所以他们对赵玖一些过激的言行都会置若罔闻。但这个容忍度并不是无限的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凭借着赵宋天子这些年的绝对权威，他想干什么事情，又有谁能真正拦得住呢？哪怕金国那边三个摄政亲王也不行。

所以最终的结果是，朝廷仿效了靖康中的那次着名朝会，以数人头这种方式直接的通过了张浚的一揽子方案。

真正对此激烈抗辩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靖康时节的气节之臣李纲。吴瑜知道那一天赵官家非常生气，连后宫都没有回，是直接到的吕公相府上过吃的晚饭。

等回来了之后，黑着脸一句话也不想多说。吴瑜见状，压根儿就没敢抱儿子出来。

吴瑜坐在一旁，轻轻的给他顺着气，难得劝慰了一句，“官家为江山社稷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但臣妾当时读书，有这么一句话记得很牢固，受国不祥，为天下王。。。。。”

赵官家轻轻一笑，复又敛了神色道，“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这也不是怀疑李伯纪的操守，只是有些失望罢了。君臣这么些年，朕一直以为他和我是有默契的。”

这一会“朕”一会儿“我”的，可见赵官家说的是心里话，可是吴瑜的政治水平在那里摆着，也不可能说出更加高深的劝慰之语来。如果赵官家的心结那么容易被劝通的话。那么吕好问，赵鼎和张俊浚早就一起出马了。

但没有战争和巨大财政改革的前提下，吴瑜觉得时间过得格外快。整个建炎七年，仿佛很快就过去了一大半儿。外朝之间的许多事物，她也不怎么关心了，因为养孩子实在是一个体力活，小孩子仿佛见风就长，原佐从呀呀学语已经到了可以会清楚的叫“爹爹”和“阿娘”。

而吴瑜又被太医确诊怀了第二胎，接受了一些朝臣夫人们的祝贺。

当然，这一年赵官家也没闲着，他的所有精力都用来挖钱上了。和大理、南岳开展了贸易不讲朝贡只讲金钱贸易。连高丽和日本都用海上沟通的方式做起了买卖。然后外朝上不仅拍卖了人家正店的送餐名额，给各部的官员们包了午餐。这些花样搞下来，这一年的中秋大祭，大家都宽裕了不少。赵官家发下的礼品都比往年丰盛了许多。

但是到了冬天。渐渐留起胡须的赵官家还是生了病。鉴于他已经二十七八岁了。又多少年泡在军营里，朝廷内外，后宫上下，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大事来看。只当是寻常人，因为变天，偶感风寒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，毕竟谁也不是铁打的。

吴瑜一开始还觉得。当年韦太后买的那只鹦鹉，如果送给官家姐妹儿还真不错，至少不要让他这么拼命，活活把自己累出病来。

但就是这样的普通风寒。却让一个人慌了神。那就是对于赵官家来说最体贴不过的御前班直首领杨沂中。

据说他近乎粗暴无礼的剥夺了潘国丈的用药权，每一味药都必须是班直上街去抓。而且调好了药，她自己先试喝一碗。

这事儿不仅潘国丈十分愤怒，潘贵妃更是哭涕连连，如果不是赵玖病的昏昏沉沉。她都要来哭诉告状了。

当然，吴瑜觉得她就是告状也告不赢。潘贵妃就是认不清形势，他们这几个后宫女子。在赵官家的心里怎么比得上韩世忠岳飞等重臣？杨沂中等近臣呢？

但是吴瑜非常惊恐的发现，事情在往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据吴益说，连每月定额的北伐国债都在东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销。

如果这还算外朝的事情，自有户部尚书操心，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更加让人想入难以忍受了。

据说，官家登基时便曾许诺等二圣归来便奉还大位的，他不许议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置二圣、太后与诸兄弟于死地，独享大位。哪怕这里有他的亲生爹娘。

到二圣归来后，官家非但没有归还大政，反而直接囚禁父兄于寺观，至于逼迫父兄写侮辱性的《回忆录》，将所有靖康之变的过错推到父兄身上，这就更是无可争议的不孝不悌之行了。